如果说自1851年之后的百年间，世博会展示与传播推广的更多的是以科技力量征服自然、使人类生活更便捷更舒适的“赫赫战果”，那么从20世纪后半叶起，当人类开始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时，环保的理念就被逐步引入；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，在演绎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”的主题时，“低碳”与“可持续发展”毫无争议地成为最重要的理念之一——过去半年里，当我一次次游览世博园，便有了如上的感触。所以我喜欢城市最佳实践区，因为这里所展示的一个个从世界各地遴选出来的成功案例，充满着人类在建设“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”中的智慧与创新精神。

        那是烈日炎炎的八月，我在城市最佳实践区整整参观了三天半。毕尔巴鄂城的“凤凰涅槃”，弗莱堡市内可随太阳照射方向旋转的“阳光屋”，伦敦零碳馆所展示的“贝丁顿”社区，汉堡之家的被动能源使用技术等，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然而最使我流连忘返的却是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，为此两次参观台北馆，并上网查找了相关资料。

        我关注这一议题，是因为在上海这样一个人口快速增长、生活垃圾量不断增多的超大城市中，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不仅是节能减排、发展低碳经济的需要，也是后世博时期上海市民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。

        那么该如何提高上海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和资源利用率呢？从城市最佳实践区里我得到的启示是：

        一、从国情出发，实行家庭厨余垃圾与其他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

       国人的饮食习惯决定了绝大多数家庭每天都会产生很多厨余垃圾，要把厨余垃圾粉碎后排入下水道另行处理，至少在目前缺乏可行性。而将其与其他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和回收处理，一是可以通过发酵等方法变废为宝，变成沼气和有机肥料，台北市与马德里市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成功；二是干湿分离后，其他生活垃圾的再分类与回收利用就容易多了。

       二、多部门联手，将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作为社会系统工程来抓

        2010年3月上海市政府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生活垃圾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，提出了“生活垃圾减量、资源利用、无害化处理”三大目标，其实现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。首先，垃圾减量必须从源头抓起。要制止商品过度包装，这需要相关法规政策的支持。而超市、菜场提高净菜的供应比例也很重要。其次，垃圾分类处理必须环环相扣。不仅前端的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要到位，后端的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分类处置也要到位，这就需要完善相应的硬件与软件建设。第三，垃圾作为资源回收后的循环利用，关系到整个运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。以厨余垃圾的处理为例，由于担心由此产生的肥料中可能含有重金属等有害物质，会对粮食、蔬菜等农作物造成污染，本市农业部门至今尚未发放生产、销售许可证。所以尽管目前仅回收了餐饮行业和单位食堂的厨余垃圾，可由此产生的一大堆肥料至今仍堆放在一些综合处理厂的仓库里。那么这些肥料能否用于城市绿化与花卉、苗木的生产，这就需要农业、环卫与城市规划等部门的协商解决。第四，要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，不仅要帮助每个市民掌握相关的知识与方法，更要提高全社会节能减排、低碳生活的环保责任意识和行为规范意识，这需要教育部门与大众传媒的共同参与。

        三、生活垃圾收费制度是提高垃圾分类回收率的重要举措，但不是唯一举措

         从网上看到，本市有关部门已经在研究居民生活垃圾收费制度，这似乎为时尚早。毫无疑问，台北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率能够达到99.9%，与2000年推出的不可回收垃圾“随袋收费”有着很大关联度。但在这之前，该市曾实施了20多年的生活垃圾分类，尤其从1996年起，实施了力度相当大的全市性的“垃圾不落地”活动，并推出了分门别类回收旧家具、旧家电、旧衣物等诸多配套措施。而台北市面积不大，人口不多，教育水平基本一致，贫富差距较小，这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。相比之下，上海的情况就复杂多了——城市面积大，人口多，教育与收入水准不一，人口流动性大。目前垃圾分类处理与资源回收的软件、硬件需要完善，相关的政策法规也需要完善，相关部门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这些问题上。一旦家庭中的厨余垃圾与其他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在全市全面铺开、有效实施，并成为广大市民的自觉行动之后，大多数市民就会发现，将厨余垃圾剔除之后，家中其他的生活垃圾其实并不多，再将其按可回收垃圾、重度污染垃圾等分类也就是举手之劳。在此基础上再推进一步，经过试点，生活垃圾收费也许就水到渠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