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7年秋天，搬进北京东边一新小区，小区单元门口均设三个不同颜色垃圾桶，分可回收、不可回收、厨余垃圾。挺环保的，不错。

　　4年过去了，就像无数媒体先后报道过的一样，垃圾“先分后混”，分类“形同虚设”。只因即使扔垃圾时分类，到转运站也被混在一起，北京的垃圾中转站基本没有垃圾分选分类环节。

　　压缩、打包，然后直接填埋是常态。北京全市大约2000万常住人口，日均产垃圾1.83万吨，所以垃圾围京都也不奇怪了。

　　现在，小区的垃圾桶还是那些垃圾桶，但分类标志不见了，大家都混着扔，只待那些以此为生的废品回收人员进行挑挑拣拣。

　　垃圾回收真有那么难吗？

　　不见得。根本原因还在于政府缺位，公共政策缺位。今年以来走访德国、巴西、台湾地区垃圾回收情况，三个地方，虽然发展阶段各不相同，但回收均有成效。

　　生产者延长责任制

　　8月的德国科隆，微雨，随意转过一个街区，四个颜色迥异的垃圾桶就在街角，分别标注有机物、纸、玻璃、铝塑。

　　1990年6月，德国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装废弃物处理法规—包装管理条例》，该法规旨在减少包装废弃物的产生。对不可避免的一次性包装废弃物，规定必须再利用或再循环。

　　包装法对所有包装废弃物的回收规定了具体的定额指标和期限。包装法规定，自1995年7月1日起玻璃、纸、纸箱和纸板、镀锡板包装（马口铁）、铝、塑料(10690,-100.00,-0.93%)和复合软包装都要求达到80％的回收额。

　　法规还强制性要求各生产企业不仅对产品负责，而且还要对其包装的回收负责，并责成从事运输、代理、销售的企业、包装企业及批发商回收他们使用后的包装物，同时也可选择将回收责任委托给专门从事回收处理的回收公司。

　　显然，法规最明确的一点即生产者延长责任制。工业企业与商家使用的包装越少，制造的垃圾就少，缴纳的费用也就越少。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由生产者负责包装废物的法律。

　　其次，生产企业和商家有两种选择：缴纳包装税或引入一家回收机构。而后者成为企业与政府的共识。

　　在这一新法律的影响下，在德国工业联盟（BDI）和德国工商企业协会（DIHT）的支持下，相关的生产厂家和分销商自发地组织在一起，建立了一个非盈利组织：“二元废弃物处置系统”（Dual Disposal System），即绿点公司。

　　绿点发言人克劳斯解释说，绿点与现存的公共废弃物回收系统平行运作。最初由近100家生产及销售企业组成，享受包装法规规定的免税政策，解决德国全境8200万人口的数百万吨包装垃圾。到1997年底已有约600家公司加入，构成了德国工商界的主体。

　　绿点公司的惟一收入是来自于“绿点”商标的许可证费，商标的收费标准是按包装的材料、重量和数量计算，许可证费的构成考虑到了每一种包装材料的实际处理费用。

　　如何监督绿点的工作？克劳斯说，联邦政府不对公司进行监督，而由16个州政府来监督。绿点公司每年都要向州政府呈递数量流量证明，即证明公司完成了包装法中对每一种包装材料规定的回收利用额。

　　据克劳斯提供的数据，引入绿点后，

　　德国的垃圾回收从1990年的13%提高到2010年的68%。回收再利用也成为投资行为，二级原料行业仅在2009年就创造了价值84亿欧元的原料。

　　把拾荒者团结起来

　　巴西，和中国一样为发展中大国，巴西经过近10年的讨论，于2010年出台了废弃物回收法令。据巴西赛普利（包装再生利用促进会）提供的数据，巴西城市固废回收率已达12%。

　　圣保罗是巴西第一大城市，常住人口1800万。巴西圣保罗固废局主任介绍，该市日均产垃圾1万吨，居民已经进行垃圾干湿分类，目前有20%得到回收，虽然这个比例不太高，但比起2003年有不少进步。2003年垃圾回收量为5279吨，2010年达到了4万吨。

　　市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比如在2002年立法开征垃圾税，每户20-30巴元（约合10~15美元），促使家庭废弃物分类垃圾减量；向公众宣传垃圾问题的严重性，分类的意义。市议会为此批准每年700万巴元的宣传费。

　　这位主任认为，私营企业联合成立的非盈利组织——赛普利，在巴西垃圾回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。该机构成立于1992年，包括利乐、飞利浦、沃尔玛、可口可乐、宝洁、雀巢等28个成员。

　　其使命为：促进城市固废综合管理、提高巴西回收利用水平、加强固废环保教育。

　　圣保罗郊区，六七个拾荒者正在一条垃圾流水线上分拣回收物，这正是赛普利推行的拾荒者合作社。在圣保罗，约有27个这样的合作社，合作社由政府提供场地，赛普利进行培训、技术、设备乃至市场营销的支持。

　　合作社模式组织拾荒者集体作业，回收效率大为改观，也提高了拾荒者的收入。据赛普利数据，合作社成员的平均收入为巴西最低收入的两倍，达400美元，在全巴西创造了40多万个就业机会。

　　利乐公司作为赛普利的骨干成员，对巴西回收合作社的发展有主导作用。据利乐巴西公司环境总监费尔南多介绍，他们为合作社提供机器，研发回收新技术，推动拾荒者培训，发展回收再生企业队伍。

　　在费尔南多看来，教育是最重要的。在巴西国家电视台，利乐通过各种谈话节目、肥皂剧、广告片，传播回收知识；1998年即开始在学校进行环保教育，发放书籍，组织教师研讨会；每年向政府、合作社、拾荒者发放200万册回收循环手册等等。

　　教育同样被台湾前“环境署署长”简又新认同为最重要：“环保工作从教育做起”。

　　台湾1987年即开展全民环保教育，同时研究出台相关法规。1997年台湾每人每日垃圾清运量1.143公斤，2010年清运量减为0.482公斤，2010年台湾垃圾回收率达48.84%。简又新说，台北原建有4个垃圾焚烧场，现在有两个不开工了，只因台北垃圾大大减量。

　　三个地方，虽然发展阶段各不相同，但回收均有成效。垃圾回收没那么难。

　　但有几个关键因素：首先政府要制定有执行力的回收法规，尤其是污染者付费和生产者延长责任制杠杆作用明显；二是普遍教育很重要；三是市场化方式必不可少，政府要重视发挥企业（尤其是大企业）的主体作用和非政府组织与行业协会的特殊作用，全民参与才有效。

　　2011年2月，国内第一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方面的政府规章——《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》始出。按照规定，广州今年垃圾分类率力争达50%。

　　虽然，规定仍有种种不完善之处，但终于有地方行动起来了。